旧西藏农奴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。

旧西藏拉萨农奴的“房子”。

农奴戴着镣铐为奴隶主劳动。

农奴抱着新生儿来农奴主家登记，并缴纳出生税。

人背人的乌拉差役。

旧西藏光脚为奴隶主放牛的农奴娃。

本网消息 “在黑暗的旧社会，要给农奴主干活、放牧，一年到头吃不饱、穿不暖，要交土地税、人头税、牲畜税，还动不动就挨鞭子。”这是80多岁的巴桑确巴回忆旧西藏时的画面。

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，维持着黑暗、残酷、野蛮、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，“三大领主”组成的农奴主阶级对广大农奴进行政治压迫、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，广大农奴终身为奴、生活悲惨。

百万农奴只是领主的附庸

民主改革前，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，百万农奴遭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，完全没有人身自由。

“三大领主”剥夺了农奴的一切权利。旧西藏法律将人分成三等九级，明确规定人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，“三大领主”是上等人，命价等于与身体重量相等的黄金，广大农奴是下等人，命价值草绳一根。各级政府由“三大领主”把持，官员由贵族和上层僧侣担任，有的大贵族官员的子弟一出生就获得四品官阶，十七八岁就可出任政府重要职务，而占人口95%以上的农奴处于社会最底层，毫无社会地位可言。

“三大领主”掌握着农奴的生杀大权。“三大领主”制定《十六法典》等法律，用残酷野蛮的刑罚来镇压农奴的反抗。寺庙和贵族还设有监狱或私牢，自备刑具，私设公堂，通过砍手、挖心等残酷刑罚惩罚农奴。

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在德庆宗的私人寺庙管理机构，曾打死打伤农奴和贫苦僧人500多人，有121人被关进监狱，89人被流放，538人被逼迫当奴隶，1025人被逼迫逃亡，72人被拆散婚姻。

“三大领主”控制着农奴的人身自由。噶厦政府规定，农奴只能固定在所属领主的庄园土地上，不得擅自离开。领主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，随意进行买卖、转让、赠送、抵债和交换。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的生、死、婚、嫁大权。农奴的婚姻必须取得领主的同意，不同领主的农奴婚嫁要交纳一项名为“本卓”的赎身费。有的婚嫁双方领主同意，原领属关系不变，婚后男孩归男方领主，女孩归女方领主。农奴生了小孩，要向领主缴纳出生税，登记入册，终生为奴。农奴如果被迫流落外地谋生，要向原领主缴纳“人役税”。

1943年，大贵族车门·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僧官洛桑楚成，每个奴隶的价钱是60两藏银。另外，他还把400名农奴送给功德林寺抵债。

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民间谚语：“生命虽由父母所生，身体却为官家占有。纵有生命和身体，却没有作主的权利。”

经济剥削：

百万农奴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

旧西藏，广大农奴饥寒交迫，生存艰难，因饥寒贫病而死的人，不计其数。

“三大领主”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。“三大领主”占旧西藏总人口不到5%，却占有着几乎全部的耕地、牧场、森林、山川、河流、河滩、牲畜等生产资料。据民主改革前统计，“三大领主”占有高达99.7%的土地。他们一边养尊处优、大肆挥霍，一边对广大农奴进行残酷剥削、无情压迫。广大农奴在长夜中叹息：“即使雪山变成酥油，也是被领主占有；就是河水变成牛奶，我们也喝不上一口。”

“三大领主”进行野蛮的经济剥削。“三大领主”在经济上对农奴进行劳役地租、赋税、差役、高利贷四重剥削。农奴辛辛苦苦耕种的果实，绝大部分被领主收走，没日没夜地辛苦劳动，却连自家糊口都不够，他们过着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、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。

农奴还背负着多如牛毛的税赋，能统计到的就有1892种，如地税、牧税、山税、过路税、拾牛粪税等，甚至还有耳朵税，即长耳朵就要交税，不交就割掉耳朵。农奴还要给“三大领主”支差，名目繁多。以摄政达札的达隆绛庄园为例，每个农奴平均每年支应262.5天的乌拉差役。

据统计，旧西藏有80%至90%的农奴都在“欠债”，有30%至40%的“欠债”是还不起、还不清、利滚利的“子孙债”，农奴们甚至不知道这种债是从何时借的，最初借了多少，已经还了多少。

墨竹工卡农奴次仁贡布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粮1400斤，其祖父、父亲和他三代人77年已经还了8.4万多斤，领主却说他仍欠粮280万斤，人们称他为“十万克。”（西藏民主改革前计量单位，1克约合28斤）

精神奴役：

百万农奴思想被牢牢禁锢

旧西藏，农奴在精神领域遭到禁锢，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权利遭到全面剥夺，西藏社会停滞不前，广大农奴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。

“三大领主”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，利用宗教宿命论和“天堂”“来世”等说法，给苦难的人民制造一种幻想，大力推行神权专制、愚民政策，大肆宣扬“农奴的苦难是天生的，是无法改变的”“农奴只有听从命运的安排才能有来世幸福”等思想。“三大领主”通过因果轮回和宿命论，把一个虚无缥缈的“极乐世界”抛给广大农奴，对其进行精神麻醉，使其安于被奴役的命运，甘愿忍受现实生活中的无尽苦难。广大农奴从出生到死亡，从生产到生活，从家庭到社会，无处不受“三大领主”的影响和支配，凡与“三大领主”利益或观念相违背的思想文化，均被予以残酷打击。

旧西藏，仅有2000余名僧侣和贵族子弟在旧式官办学校和私塾学习，广大农奴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，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%以上。全社会只有3所设备极其简陋、规模非常有限的官办医疗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，从业人员不足百人，加上400余名民间藏医，平均每千人只有不到0.4名医务人员，人均寿命仅有35.5岁，人口增长长期处于停滞状态。当传染病或自然灾害爆发时，地方政府想的不是采取措施救治病人，而是通过变本加厉的乌拉差役继续压榨广大农奴。

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严重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。农奴长期采用原始耕作方式，现代工商业和现代科技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事业几乎是空白，西藏社会发展停滞不前。

曾任旧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阿沛·阿旺晋美回忆当时的情况说：“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农奴死光了，贵族也活不成，整个社会就得毁灭。”

民主改革后，广大农奴翻身得解放，获得了土地、牛羊、房屋，靠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。收获青稞时，他们脸上露出无比喜悦的笑容。当了一辈子朗生的乌金泽仁在自己的土地里幸福地捧起泥土，喃喃地说：“土地啊，你终于变成我们的了。”

（本版图片均由西藏日报社摄影部提供）

旧西藏，农奴可被农奴主随意买卖、转让、赠送、抵押和交换。

图为朗杰扎仓和下密院互换农奴的文契。文契写道：郎杰扎仓索之札康寺院庄园的属民，住郎地的罗桑平措和益西曲札，住拉萨的属民降边等，与下密院属民拉卡哇母格桑及其女儿土登曲珍、索朗曲章、尼珍等，经人身领主双方平等协商，同意互相交换。为使双方信守契约，特立凭据一式二份。

据1959年民主改革前统计，在西藏约330万克（西藏民主改革前计量单位，1克约合1亩）土地中，官家占有128.37万克，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121.44万克，贵族占有79.2万克，占有比例高达99.7%。边远地区有极少数的自耕农，占有约0.3%的耕地。

西藏日报记者　郑璐　袁海霞　实习生　尼玛拉珍